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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中国的多情与善变读叫魂1768年中国

时间:2019-03-03 17:03:20 来源:互联网 阅读:0次

海外中国研究的一本奇书。在一个民众权力缺乏的社会,秘密宗教(法术)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力量。社会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各种看法反射出来。1768年,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这种恐慌至今未散 ...序言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有名的“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统治者,而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历史。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孔飞力(Phmp A.Kuhn)1998年夏于美国麻州剑桥

庄秋水:叛乱者

文/庄秋水 (杂志主笔)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七日,山东临清的城防兵民们遭遇到一场奇异的进攻。手执白扇的女子们唱戏般向城墙靠拢,嘴里念念有词。一个和尚一手挥舞双刃剑,一手拿着幡,指挥人马进攻。一个身穿黄马褂的人,右手拿刀,左手执旗,骑马冲向城墙。虽是青天白日,这些人跳跃呼号,看上去犹如鬼魅一般。

十天前,寿张县发生了一场叛乱。县城被占领,县令沈齐义在县衙大堂被乱刀刺死。叛乱者还打开县库,抢走银锭,然后打开监狱,邀请罪犯们加入反叛队伍。后来每占领一地,他们都照此劫掠一番。混乱中,一些人乘机报复和自己有仇隙之人。钱庄老板王维全曾帮助叛乱者入城,自居其功,于是杀死了自己的仇人、族兄王任和他的儿媳。

叛乱王伦通过为人治病吸引了大批信徒追随。美国学者韩书瑞认为,极有可能是1771年的乾隆南巡,引发了王伦的野心。1773年秋,王伦便四处散播,他梦见自己是一条龙。他的朋友、信徒樊伟和尚在1774年夏,则称自己得到上天启示:王伦是弥勒佛化身。他们宣扬,灾难即将来临,只有追随者方可免除。王伦和徒弟王经隆约定八月二十八日分别在寿张和堂邑乡村举事。

九月三日,叛乱者占据了阳谷县,接着北上。这些大运河沿岸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和佣工们,在七天内连克三座县城。他们决定休整两天,吃喝、看戏,犹如过年一般。在此之前,他们大都互不相识,如今却像兄弟姐妹一般共同作战,分享战利品。事后的官私记载中,

感性中国的多情与善变读叫魂1768年中国

均提及青壮年们被迫吃下一粒药丸,然后就迷失了本心,跟随叛乱者杀人。事实上,许多叛乱者很享受这种危险而富有激情的生活。

叛乱者们终占据了临清旧城,并围攻新城。正在临清探访朋友的绍兴人俞蛟,目睹了九月七日的这次攻城。在他的叙述中,叛乱者的法术让平常摧山倒壁的火炮失去效用,铅丸在他们身前即坠地。守城者们显然都被震慑住了。这时,一位老兵想出了一个法子,召集全城的妓女,在城头上解开内衣,下体直面叛乱者。她们还被鼓励把经血沾染过的污物扔向城垛之外,对着外面撒尿。

果然,先前落在地上的炮弹再次跳起来冲向敌人,冲在前面的叛乱者惊恐地跑回向首领报告,裸体女人破坏了法力。这是整个叛乱事件中为奇异的一幕。不论是俞蛟的记录,还是临清署理知州秦震钧的日记,都描述了打破叛乱者魔力的法术。事实上,这不是惟一一次在城防中使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叛乱者经过东昌时,发现一位红脸长须的巨人坐在城墙上,守卫着这座兵力薄弱的城池。那人非常像本朝的保护神关帝爷,这个故事亦出现在官方记录中。而当朝廷派遣的平逆军队到达后,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叛乱者很快陷入恐慌和灾难之中。王伦的亲密战友、漂亮的乌三娘继续战斗,腾跃着砍杀。当炮火射向她时,三娘像跳舞一般挥动衣袖,炮火纷纷坠地。天将薄暮,清军惶恐至极,担心乌三娘逃遁。这时,又有一位老兵想出了妙法。他割下一个男性叛乱者的生殖器放在炮眼上打出去,乌三娘果然应声倒地。士兵们找到她的尸体,毫不怜惜地砍成肉酱。

叛乱在九月二十八日王伦自焚后结束。乾隆指派官员审讯王经隆等一众案犯。皇帝试图明确是否因为灾荒导致民众铤而走险,或是官府残暴而引发暴力对抗。叛乱者们的证词否认了这两种传统上引发民变的主要原因。这次事件被一些历史学家视做盛世光滑外表下道裂痕。进入19世纪,秘密教门引发的起义此起彼伏。一百余年后,此地区又发生了义和拳事件。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度去研究鲁西的异端传统和尚武传统,以及滋生念咒喝符、降神附体等民间文化土壤。

然而,王伦事件中,清军士兵甚至底层知识分子俞蛟,显然对叛乱者具有某种超自然法术深信不疑。可能,在帝国社会中,处于底端的个人,只有在融入集体性的迷狂之下,才觉得自己变得强大。在一个民众权力缺乏的社会,秘密宗教(法术)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力量。在短时间内,叛乱者以为自己在长期的贫穷和倦怠之后找到了激情,同时可以为自己的贪婪、嫉妒和愤恨找到出口。

读点:感性中国的多情与善变

文/逆转录猴子 (豆瓣友)

先把时间回溯到1786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正是乾隆治下的太平盛世,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开始在华夏大地上肆虐。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从帝王到农夫,举国上下对如此妖术的恐慌,带来的不仅仅是各地官府对所谓叫魂犯的清剿,更可怕的,是民间的歇斯底里——指称他人为叫魂犯,一时间成为了任何人的当然权力,并获得公开的行使。

近二百年后的1984年,一个叫孔飞力的美国学者来到了中国北京,在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无意中发现了这段原本可以被“康乾盛世”埋葬掉的历史,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像很多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一样,孔飞力试图用超越这个古老国家的眼光对她的过去进行某种解读——尽管这种解读通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和易于接受的。

再把时间的轮盘拨回到2008年,将注定会成为现代中国史节点的一年。短短的半年间,我们经历了雪灾、314、火炬传递、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我们看到,在这个进程中,爱国主义的浪潮从无到有,终凝聚成519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不败”的怒吼。然而,在这浪潮之下,一股潜流似乎也正从民间的各个角落汇聚、壮大——我们因灾难发现了同胞,也发现了同胞中的“敌人”。这是一场同200多年前类似的歇斯底里,甚至也同30多年前的那场“疯狂”有着一点相似之处——指称他人为“卖国贼”、“汉奸”,一时间成为了任何人的当然权力,并获得公开的行使。相比于孔飞力从死寂的档案中剥离出来并重新拼贴的那段残缺不全的历史,当下,从报纸到络,我们可以从任意一种日常接触的媒体中真切的观看到这场疯狂的民间围剿,并很有可能情不自禁的参与其中。

原来,“叫魂党”的帽子被套在了和尚、道士和乞丐的头上,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似乎总是“危险的外来者”;现在呢,是王千源们的“Free Tibet”,是白岩松们的“理性爱国”,是范美忠们的“个人权利”,是王石们的“十块钱”,是朱学勤们的“天谴”……尽管事件和言论的性质不同,他们被套上的帽子确是同一款式的——又长又尖的圆锥形高帽——一切站在人民对立面上的牛鬼蛇神都要被扣上的一顶帽子。

在《叫魂》的终章,孔飞力写道:“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他则是一种乐趣。”

我不知道此刻起的若干年后,是否还能有人像孔飞力一样从2008年的中国文献中剥离出清晰的事实来证实以上结论。毕竟,同200多年前相比,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农民也不再是这个工业国家的话语主体;然而,我们还是隐隐的感觉到,透过两个世纪以来多变的外表,这个国家身上依然流淌的是千年不变的骨血,依然保有了她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这片土地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口众多、资源不济,来源于道德国家的教化统治,来源于从未获得过真实权力的庶民百姓。于是,正如许知远所说,“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原来,理性和客观,从来就不是这里所需要的;这里的人们需要感情,正如需要团结和被保护一样。

几千年来,世事无常塑造了这样一个感性的国家,养育了这样一群感性的民众,可以说,后来的“红色中国”只是把这感性重新着色罢了。二在西方人的普遍观念中,认为1978年后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一名在北大念中文的外国学生在他的作文中写道:“1978年以后,中国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自身似乎也在刻意地遗忘甚至抹去那段“疯狂年代”的历史。这种意愿就像一把剪刀,从1949年剪一刀,从1978年再剪一刀,把中间这部分截掉,然后把两端无缝对接起来。于是,当我们需要回顾过去时,听到的只是两种说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于是,生存在当下的国人容易产生一种幻觉:那失去了存在感的30年在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身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我们总是习惯按照当下的意图对过去进行有选择的记忆,然而,“红色中国”的记忆可以被淡忘,但从集体主义发生的价值观念却留存了下来。这种观念,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表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观念,也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了这个国家几个世代的民众——是作为新中国的革命前辈的一代,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也是手拿语录上山下乡的一代,还是我们这些胸带红领巾歌唱祖国的一代。这种价值已经成为对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因为她是人民是这样的“伟大”。因此,那些与此对立的价值和声音,则一定是外来的“西方观念”;当“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刻”,若内部出现这样的杂音,民众的惶恐和愤怒自然不可避免了。

不难发现,这种价值同这个国家身上长久以来的感性是暗合的,它像一针疫苗混合进了中国人的感性血肉中。当传统社会中大自然的残酷和王权的不可抗拒被转换为商业社会的竞争、疏离和喜怒无常时,对孤立无援的个人而言,集体主义的定时爆发不仅仅是对“纯真年代”的招魂,更是对从不曾获得的安全感的遥望。

红色中国的30年,输入了价值,也给民众输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更确切的说,是前所未有的权力的幻觉。1982年,孔飞力在北京遇到了一个老红卫兵——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对孔说,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通过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需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机会摆脱这个底层的位置了。

商业社会打碎了曾经的权力幻象,却无法消除民众对权力的诉求。在这个曾经民粹至上的国度,民众学会了靠集体的合力去打倒他们心中的异类和敌人。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会有络暴民,为什么会有人肉搜索,因为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权力。络提供了可与现实权势进行平等交锋的战场,也提供了把普通人中的异类铲除出去的道德法庭。

在今年的这些争论中,要不要讲道德和是否爱国其实已是无关痛痒,重要的是这种表达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与感性相生的另一个行为,是消费。

512的下午,全国各大城市写字楼中的小白领们,体验了一次轻微的晃动,在小小的惊慌过后,他们回到楼内,到"司炉间"喝一杯压惊的"卡布奇诺",然后带着几分兴奋登上MSN,上开始了对刚才那场振动的信息交流,当得知四川发生了里氏八级的大地震时,热情被点燃了……从那一刻起,关于这场灾难的观看与营销同救人一起启动了。

现实的汶川地震只有一个,在媒体那里却被建构成了各式各样的版本。上面提到的那些白领观看者,在地震的初,很容易的把它想象成好莱坞的灾难大片,因为,那是他们对灾难主要的认识来源——自然灾害带来奇情。当然,在灾难发生而与己无关的时候,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样说来,灾害无论发生在楼下的电影院里还是千里之外的汶川,对于观看者来说,在心里上触发的认识和情感都是一样的。我们很难分辨,从电影院中走出时脸上的泪水,和坐在电视前观看地震惨状时脸上的泪水,是否含有不同的成分。我们需要对于奇情的观看与消费,于是,“为了见到儿子锯断自己的腿而获救的母亲”成了灾难报道的头条。

震后,很多冷静地说,地震发生后前48小时内的报道,更像是。我无意去探究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但一个事实是,震后的第二天,一份关于汶川地震报道的“指导意见”下发到了各大媒体。在地震后24小时内,一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开始在从络到平面的各种媒体中出现,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句话的原文,是那句被冠以恶名的“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在2001年“9。11”时,一群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致美国人民的慰问信中的倒数第二句话。这句话的原意,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却被解读者篡改为“汉奸”、“亲美”。同样的,“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在这场地震中也被重构为一个关于“团结”、“同胞”、“中国不败”这样的意象。年轻人们在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当舶来的人道主义被混合进关于家国的身份认同,这种情感就不再是一种普世的平民关怀了。想想看,我们毫不吝惜送给汶川的泪水、鲜血和财产,并没有同样送给灾难更加深重的缅甸人民。

媒体就是这样,在“奇情”和“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的平衡点,把现实编排成一场比任何文学都更具想象力的演出。甚至严肃的道德判断,也可以被拿来消费,以“范跑跑”和“郭跳跳”对骂的表演成为大众娱乐的谈资。

,回到开篇那个沉重的话题上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世浮沉的转型社会中,安全感的缺失由天灾和王权转换为商业社会的弱肉强食。在一个强权尚未退场,市场逻辑已然登堂的社会中,普通人的权力几乎无处安放。那些“捐款排行榜”背后的逼视,也许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拷问,而是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是对有权、有产阶层隐晦的敌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突如其来的灾难,总会推动某些变革。在这次地震中,我们毕竟看到了民间力量不可阻挡的崛起。然而,我们总会不和谐地怀疑,短暂的激情是否会化为事后的反思。这个国家是如此的感性,她的血脉里又混合着太多暧昧不清的成分,这使得任何一种对她的批评或赞扬都会轻易地变得幼稚。

然而,我们不可避免的带着情绪,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是这感性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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